大火熄灭之后,整座房子也彻底沦为了一片焦黑色的废墟，碎铜烂铁和残垣断瓦像是一座庄严的坟墓，把张尚文和许铭书残破不堪的躯体掩埋在下面。

连启平的心情格外愉快,认为自己终于又少了两个“敌人”。

她上任之后的第二把“火”,则是“烧”在了自己的形象塑造上。

她认为，既然自己已经成为了陵山国的领袖，就必然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随便，一定要好好地给自己“包装”一番。

连启平先是改掉了在她看来过于真理主义的“人民领袖”称号,决定沿袭蒋经纬时期的叫法,让陵山国的人民群众称自己为“总统”。

在变更完称号之后,她又想着给自己的外在形象进行一番设计一一颜色过于鲜艳的衣服,定然是不能再穿了,否则会显得自己太过轻浮,不够庄重,头发也不能再像电影演员那样整日披散着，必须要把它们好行好梳上去才行,裙子也不要经常穿，最好还是都换成裤子。

捯饬完这一切之后,连启平惊异地发现,现在的她,看上去竟然和从前的江衡几乎一模一样,——干练的发型,沉稳的衣着,以及由于“特殊原因”所选择的,上衣裤子的搭配,都形成了一种精妙而诡异的重合。

连启平处心积虑设计的“完美形象”，江衡早在十几年前就为她打好了范本。

只不过,江衡穿深色的衣服是出于个人喜好,穿裤子而不穿裙子是为了遮住身上的伤痕,而连启平这样做,不过是一种带有包装性质的作秀罢了。

而且，连启平无论是身高还是气质都没有办法和江衡相比，她换上沉稳的颜色，就像是小孩子偷穿大人的衣服，改成上衣裤子的搭配，就像是刻意为之的女扮男装，简直就是一场纯粹的东施效颦。

除此之外,连启平还刻意营造了一个“秀外慧中”的人设,让人民群众死心塌地地相信她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是陵山国千百年来首屈一指的才女。

她强迫宣传部的同志们为她创作演讲稿和宣传画,却在人民群众面前宣称它们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作品。

那些同志们接受了连启平的金钱贿赂,自然不会心生不满,反而还会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作品给别人添彩增光,就当是把它们卖出去了一样。

连启平的第三把“火”,把陵山国的意识形态给“烧”的面目全非。

如果说,叶泽霖上任后的政治主张,把真理主义引上了一条歧路,歪路,连启平的“改良优化”,则是彻底把真理主义给砸了个粉碎。

她开始刻意地将现在的“新真理主义”和从前的李昭旭思想相切割,不再打着对方的有号给自己贴金,而是彻底将李昭旭从前的一切功绩全部抹消。

“如果没有李昭旭,我们也能打败蒋经纬,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说，李昭旭并没有他自己宣扬的那么伟大。”

“李昭旭的功绩完全是被‘张尚文集团’给刻意夸大过的，他们就是要‘造神’，就是要搞个人崇拜,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去欺压人民群众……”

“平心而论,李昭旭这个人其实是过大于功,他固然对我们的真理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也犯下了不少伤害人民群众的严重错误。”

连启平这一番离经叛道的言论，明显就是要彻底驳倒李昭旭“伟大领袖”的地位，破除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仰和崇拜,从而让自己顺理成章地成为陵山人民心中惟一的“神”。

平心而论,她才是搞个人崇拜搞的最无法无天的那一个。

在连启平的洗脑之下，人民群众对李昭旭的情感逐渐变得淡漠，曾经的感恩和怀念早已在谎言的洪流中涤荡为虚无。

陵山国中小学的教科书,在连启平的插手之下逐渐“去李昭旭化”,语文教材上不再有李昭旭的诗词作品和政论,政治教材上也删去了李昭旭思想的全部内容,取而代之的,是象征着伟大“新真理主义”的连启平思想,历史教材上的李昭旭生平被删减的只剩下三言两句,后来那些没有经历过曾经那段峥嵘岁月的孩子们,他们只会把李昭旭当作史册上一串冰冷的符号,和那些古代的帝王将相一样,埋没在厚重的历史尘埃中,彻底淡出今人的视野

李昭旭已经被刻意的污化了,叶泽霖又是个不值一提的失衡领袖，现在的连启平,独自包揽了发明“新真理主义”的全部功劳,让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把她当作陵山国建国以来的第一大功臣。

“如果没有连启平,我们就过不上今天的幸福生活。”

“连启平总统可是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是我们全体陵山女性的骄傲!”

“向连启平同志学习,向连启平同志致敬!”

连启平在陵山国当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总统。

在这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一切都在向着一个失衡病态的方向疯狂地发展着。

李昭旭当年最为排斥的个人崇拜主义,在连启平执政时期焕发了新的生机。

她开始大量地出版发行《连启平格言集》、《连启平自传》,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购买学习,《连启平格言集》甚至成了高中生的必读书目.

说来也讽刺，这两本书里面，可几乎没有一个字是连启平自己写出来的，《连启平格言集》里面全都是宣传部政府官员们东拼西凑来的东西,甚至还有从早已成为禁书的《李超旭格言集》，《江衡文选》，《张尚文政论选编》中改编剽窃来的内容，可谓是一锅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连启平自传》则是花向阳以连启平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出来的假自传,里面的内容,也实属是胡编乱造,极尽虚伪.

在连启平的“伟大贡献”之下,陵山国确实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在这片虚无的繁华之下,不计其数的问题接踵而生。

贫富严重分化,是连启平执政时期陵山国的最大问题,有生产资料的富人越来越富有，没有生产资料的穷人越来越贫穷,光耀夺目的高楼大厦和低矮破败的棚户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许多人明明身处于压迫之中，却不清楚自己所受苦难的来源，只是在连启平的洗脑和社会舆论的道德绑架之下,悲哀地认为自己过的不好,是因为努力的还不够,所有的问题都只能怪自己，这个社会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

同时，人们的思想开始畸形异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傲慢，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唯利是图,有钱人瞧不起穷人,像温思广那样富可敌国的人又瞧不起一般的有钱人,就连穷人之间也相互欺压算计,根本就没办法再形成一至对外的统一战线了。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谬误思潮,在这片曾经充满了斗争激情的土地上喧宾夺主地蔓延着，将原本纯净澄澈的一切都染作一片漆黑

除此之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也成了陵山国的沉疴固疾。

在连启平的领导下，陵山国的商业变的格外发达，然而，发达的可能也就剩下商业了。

工业、农业、教育、医疗、文化、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退化。

没有了“自主创新”作为源头活水,陵山国的工业水平变得相当迟滞落后,企业家们宁可多建几座“国际商贸中转站”,也不愿修建一座工厂,他们总习惯于“从实际出发“把精力和金钱投入到能给自己榨取更多利润，博得更大名声的地方。

教育和文化更是落后至极,随着私有化制度的高速发展,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又回到了蒋经纬时期的两极分化状态。

公办学校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他们的父母没钱供他们去上更好的学校，他们也活该当一辈子的穷人。

早期的民办学校,还能算是个培养精英的好地方,后来,它们也逐渐变成了公子小姐们挥霍时间和金钱的“游乐场”,风气比从前的苍梧中学还要乱上几倍，彻底失去了自己作为一所学校的意义。

以至于到了连启平执政后期,陵山国的教育水平竟然连永绪国这个仍然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都比不上。

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们已经不能再称之为文艺工作者了,他们出卖掉了自己的良知和尊严，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连启平和其他“上流阶层人士”的小跟班。

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是阿谀奉承的歌颂与赞美，就是风花雪月的浪漫和爱情,总之就是一点营养都没有。

至于那些真正有内涵有思想,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和针砭时弊作用的优秀作品，早已被连启平以”不利于团结稳定”的名义予以禁止,彻底淡出了人民群众的视野。

人们却依然在沾沾自喜着，以为自己告别了过去单一、枯躁、死板的旧文化，迎来了现在丰富多元的新文化。

谁知道,他们自以为是的“文明绿洲”,实质上就是一片根本汲取不出半点养分的文化荒漠呢?

陵山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弱到了一种令人忧惧的程度,大量本应该投入到国防建设和军备开支上的经费都被挪用到商业领域。

按照“新真理主义”的理论，商业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心,其他的领域,哪怕关乎国家安全和民生疾苦,也不值得去投入大多金钱和精力。

这一显然偏颇荒唐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将陵山国变成一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外表光鲜亮丽,里面却全都是空的,遇到侵略者的时候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连启平就这样一直春风得意了很多年,往后的每一天，对于她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多不同。

每年的5月15日，她都会带着一些糕点和酒水，到那片位于荒郊野外的孤坟去祭奠江衡，向她诉说着自己的苦衷。

她不愿悔改，也永远不会悔改，一生都在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1894年,赵思贤刑满释放。

目睹着“自由世界”里这幅物是人非的景象,他感到惆怅不已,认为陵山国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

万般无奈之下，他向总统连启平请求从这个国家离开,连启平巴不得他滚出自己的管辖范围,给了他离开陵山国的权利。

后来,他漂洋过海到了永绪国,在首都的一所小学当了老师,他总是相当的勤奋热情，在学校里面人缘相当的好，就连校长的女儿，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数学老师都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们没过多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又很快的就结了婚。

婚后，赵思贤因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不上妻子，只好依照着永绪国的习俗把自己的姓氏改掉，改成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从此得名静嘉思贤。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叫作静嘉天楚。

这个静嘉天楚长大后没什么出息,他的两个女儿却都成为了一代名流,一个成了永绪国将来的第一夫人，一个成为了永绪国的宣传部长，共同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起与覆亡,这是后话。

1899年,王存真重获自由。

一向斗志昂扬的他也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有了几分看破红尘的意味,他不愿再去追逐那些海市蜃楼般虚幻的繁华,而是选择彻底告别世俗的喧嚣,和自己的妻儿一起留在教会中修行,过着平淡却幸福的生活。

偶尔,他也会梦到从前那个充满斗争热情的峥嵘岁月,梦到从前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那些好同志,梦到他最为敬爱的领袖李昭旭,醒来后,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席。

“唉,那个美好的时代，它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

王存真在教会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直到1932年溘然长逝,享年69岁。

江绫在1910年徐素英逝世之后接替她成为教长,在1934年去世,享年73岁。

高宇峥终究没能等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他在1902年就因病逝世,年仅49岁。

他曾经的妻子陈雪早已嫁给了一位商人，后半辈子都衣食无忧。

后来“张尚文集团”已经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关于他们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些胡编乱造的“纪实文学”或是相当主旋律的批判类作品,都已经在连启平执政后期被列为禁书,不许再出版，销售,阅读了。

“铭记历史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要活在当下就好了。”

实际上,这是因为连启平心虚了,她在总统的位置上坐的越久,担忧的事情就越多。

她害怕,人们会从那些显然脱离现实的作品中挖掘出哪怕是万分之一的真相,从而对那段已成定论的历史产生一定的怀疑，再做出一些违背“新真理主义”的事情,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在连启平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人民群众彻底淡忘掉那段历史,让他们只知道“